新农人:“8090后”的“植场”旧事

在某网络论坛上,有一个名为“淡淡的卞云”的网友,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现在的年轻人,还有像我这么喜欢务农的吗?给庄稼喷药,他的节奏是这样的:一呲呲、二呲呲、三呲呲……”虽然...在某网络论坛上,有一个名为“淡淡的卞云”的网友,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现在的年轻人,还有像我这么喜欢务农的吗?给庄稼喷药,他的节奏是这样的:一呲呲、二呲呲、三呲呲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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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高杨 郭少雅 乐明凯 李飞 通讯员陈成 朱桂林

虽然隔着计算机屏幕,许多回复的网友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年轻人对务农发自内心的喜欢。

37岁的李云天已不记得自己家里的那几亩地了。“好像加起来也就四五亩吧,租出去,一亩一年也就三百多块钱。”他有些含糊。 他离家已十余年,两年前带着全家在南方安顿了下来。老家农村的房子早已卖掉,自家的地租给谁、租金多少,全交由老家一位年长的亲戚代为处理。 李云天的老家在辽北农村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,村子里年轻一些的农民开始外出,大多上韩国打工,并形成潮流。李云天也跟了去,在韩国呆了七八年,积攒了一笔钱后回国。 因为喜欢南方的好空气、好环境,他举家南下,和朋友在一个三线沿海城市办了一个培训学校,负责后勤。学校做得不错,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。 对他来说,农民的身份、三千多公里外的那几亩地和每年那一千多块钱的土地租金,已变得模糊不清。 从李云天的家乡往南,125公里处,是辽宁省清原县。三年前,来自北京的媒体人刘达北上,在这里找到了让他的人生走向变得清晰的所在。他种出了上好的粮食,从此乐此不疲。他的理想是:做中国的现代农民。 和刘达有着相同理想的人很多,在辽宁、在四川、在湖南、在山东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谓——新农人。 当两亿农民离开农村,与土地变得遥远和生疏时,新农们人则开始尝试以不同形式与土地建立关系,建构新的充满生机的农业生态。 “新农人有着新的理念,是有生态自觉、大爱灵魂的人。另外,他们掌握新科技、新工具,有使命感和行动力。一句话,新农人是在新三农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、引领新三农发展的人”。新农联创农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人毕慧芳称。 毕慧芳研究新农人已多年。在她看来,新农人介入农业,有几种方式。一是有知识有理念的农二代返乡。二是大学生村官系统,他们是新农村中的新元素。三是跨界做农业,在农业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四是农业企业。五是退休寻找新的养老方式。还有一种是投资农业的。 “新农人的出现,既是对谁来种地的回答,也是对怎样种地的探索。”毕慧芳对新农人的前景充满信心。 做农业真做不出个啥? “我自己经常被称为新农人。”农二代唐亮好像对自己头上的这个标签还不太习惯。 2011年,从西南大学毕业的唐亮,辞去在重庆的工作,到北京跟着“小毛驴”的创始人石嫣学习社区支持农业。一年后,他回到家乡——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牛角村,准备践行可持续农耕和可持续生活。 “从事可持续生态农耕,既有益于环境、保育一方水土,又为消费者提供了安全健康的食材。再有,让生产者自身拥有一种良好的生计方式,何乐而不为!” 但他的返乡,对于父母和村里人来说,完全匪夷所思,“除了我们家,村子里基本没有年轻人种地的。农业收入太低,年轻人务农会被认为脑袋有问题。” 对于他所倡导的生态可持续农耕,村民们也不理解,“我们也知道这些农药、除草剂对身体不好,但是有什么法子呢?不用这些,庄稼就保不住,没有产最,还得投入大量的劳动力。本来种地就没得啥子收入,这么一折腾,更是要命。” 还有村民担忧,“按照你这种方式种出来了,也没有市场渠道卖出去。人家(菜贩子/农村经纪人)会说你这庄稼品相长得不好。” 父亲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沉默的。唐亮感到压力很大。所幸最终他获得了支持,办起了农场“爱佳源”。他种上了生姜、辣椒、花生、红薯、玉米、黄豆,也养鸡、养猪。他给自己的农场定位为“小而美”。 去年秋天,这些作物开始陆续产出。红辣椒做成了辣椒酱,小猪们、鸡娃子们都“快乐地成长着”,“这样的景象,打破了大家‘不用农药化肥种不出东西来’的惯性思维。” 但压力依然存在。“要种地就得有规模,几百上千亩,全机械化操作,才能有收入。你这一点地,干啥呢?”村民们还是不看好。 他们不厌其烦地举了实例。“好多包地的人弄得倾家荡产的。你看这旁边的鱼塘,换了多少个老板了?租金太贵,又卖不起价格。那山上还有个谁谁谁,承包了多少地,政府还帮着宣传,现在怎样了?光地租就承受不起了。” 唐亮心里明白,笑笑,接着干。 与唐亮相比,河南省登封县大金店镇太后庙村村长助理王宁的新农人之路,是另一种形式的曲折。他称之为“因缘”。 王宁是新疆农业大学的研究生。2007年3月,他被查出患了轻微脂肪肝,3个月后,病情发展成重度脂肪肝。细查原因,竟然是中毒。 王宁所学专业是草业科学,经常要试验各种有毒的化学试剂对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影响。这些化学试剂都有一定的生理毒性,而实验室的通风换气条件都不好。 之前,和王宁同届的食品工程学院的一个同学,“可能是接触到食品化工方面的添加剂或者化学药品,6个月后就因原发性肝癌和肾衰竭去世了。” 王宁开始对所谓的科学研究感觉厌恶。“我们竟然用有毒有害的物质来生产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。” 2008年研究生毕业后,王宁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。好友黄志友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,他对王宁说,“你赶快来农场吃好东西。”王宁和妻子于是到了北京,在农场待了十个月。 在北京期间,王宁到同仁堂找一位80多岁的老中医看病。老中医告诉他,“你这身体最好食疗。”自此,王宁在“小毛驴”边吃好东西,边实践探索如何以健康的生态农业方式生产食物。没多久,他的病不知不觉地好了。 其间,王宁参加了一些与可持续农业相关的活动,认识了很多同仁,又去香港参观了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、大埔运头塘共同购买市场、自在生活公司等。他被深深地鼓舞了,“我找到我今生的道路了。” 2009年4月,王宁和妻子回到了家乡——嵩山脚下。他租了约5亩地,用自然农业的方式,种下黄瓜、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和根达菜等各种蔬菜。他给自己的农场取名:归朴农园。

在某网络论坛上,有一个名为“淡淡的卞云”的网友,写了这样一句话:“现在的年轻人,还有像我这么喜欢务农的吗?给庄稼喷药,他的节奏是这样的:一呲呲、二呲呲、三呲呲……”

这样的年轻人,并不是个例。在记者的调查中,有很多“8090后”的种田人,或者流转土地种粮食,或者专攻植保专业化服务,或者怀揣着农机手的骑士梦,或者对蔬菜水果种植情有独钟。

这个名字来自老子的《道德经》“知其荣,守其辱,为天下谷。为天下谷,常德乃足,复归于朴。” 生态种植+CSA模式 唐亮和王宁选择的都是CSA模式。所谓CSA,即搭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直接联系的纽带,把城市社区居民和农场里的农民直接对接起来。 对于自己地里的耕作过程,唐亮一般会通过微博、微信、博客,实时展现出来。“农场的宝贝们不是冰冷冷的产品,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与自然合作生产出来的食材。知道这些食材来自哪里,谁在种植,它们是如何生长的。” 这些网络工具加上淘宝成为唐亮最主要的营销手段。另外,他也会通过农村市集现场销售自己的产品。还有的朋友会直接到农场来购买。 “基本上结合了CSA的方式,有成员预付的形式,某种形式上让消费者承担了一定的风险。也可以说是一种订单农业的方式。” 王宁的产品一直为广东、郑州地区的客户配送。今年他改种了花生、玉米、芝麻,共有30亩地。“种蔬菜太辛苦,损耗大,投诉多,效益不好,非常难操作。” 对于生态种植+CSA模式,王宁观察和思考过,“也有失败的。石嫣博士有着超高的人气和其他很多资源。盲目复制这一模式的人,在其他地方实际操作,都会发现客户难找、销路不畅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,最后导致恶性循环。”王宁称,“生态农业的热度正在下降”。 王宁这两天注意到了深圳田园牧歌倒闭的消息。这是一家自称是高技术现代化农业企业的公司,约有2000名会员客户的预付款被套牢。“以盈利为目的的操作,只会加快失败的速度。”王宁称。 认证是很多新农人面临的一个困惑。对唐亮和王宁来说.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。 “现在是不会考虑认证的。一方面认证的费用高,而且我这种多品种种植,总面积又不大,认证费用就更高了。再者,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,即使认证了,也不能解决目前的信任问题。”唐亮称。 在他看来,CSA本身就是一种信任认证机制。“目前消费者可能更多是信任我这个人。我的农场是随时对外开放的,不论是否是行家,大家都能看着或者直接参与到农场的生产过程中来;还有,是否是好食材,消费者也会吃得出来。” 唐亮认为,一个成熟的认证体系,应该是多层次的。“国际标准是一种,主要针对国际贸易;国家标准是一种,针对国内流通;地区标准可以是一种,区域内流通;还可以有地方标准,或者对应的社群标准,互为补充。” “如果你的家人朋友,给你送了一份菜,他们说是自己种的,(www.nczfj.com)没有用农药化肥除草剂,你还会要求他们去进行什么有机认证吗?”唐亮说,“只有信任了,才会共同承担风险。” 王宁的情况大致相同。“我们的产品走的是参与式认证。我们不进入常规市场,也不会去送检有机认证。消费者、居士、大学生经常来参与劳动,他们的经常到来形成了参与式认证。” 新农人还在摸爬滚打 如今,唐亮的实践已进行一年多时间。“谈不上收益,还是投入阶段,”王宁今年刚刚开始做新产品,“前几年能保本就算成功了。” “大多数新农人的状况并不好,很多都是只见投入,不见产出。”唐亮说,“这是一个整体性的压力。” “整体上,新农人还在摸爬滚打。”王宁称,他转而又说,“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包括食物应该是很不错的。比如我现在是所有同学朋友中吃得最安全的。粮食、油都可以自给。” 人才和资金,对唐亮和王宁来说,是当下农场面临的最大困难。“最棘手的是,如何让参与农场的其他人更好地理解生态农业和CSA?而最吃力的是,面积扩大后市场如何拓展?”唐亮说。 唐亮的忧虑得到了印证。“新农人遇到的最大问题应该是市场问题。”毕慧芳说,“这方面的问题还需要他们自己去学习解决。” 对王宁而言,他最缺的是人才。“是厚道、老实、认真的人。”王宁说,“我们身边太多精明的人了。农业和生态农业需要认真厚道朴实的人。” 曾有资本找过王宁和唐亮,他们都拒绝了。“家人都在老家,希望通过努力让他们都吃到安全的食品,”王宁说,“在大城市未必成功,在小城市未必失败。” 而唐亮的理由则是,不想让人家吃亏.因为农业的回报很漫长。 “新农人能否坚持下去,需要有国家政策的配套,否则只能成为个案而已。”唐亮称,“目前中国大陆的农业产值占比不到10%,而农业从业人口的比重却是50%。换句话说,10%的国民收入要养活50%的农业从业者,这就从宏观上注定了农村的衰败、农民的贫穷。这个比例的平衡需要由政府通过宏观政策来调控。再有,在细节方面,技术、资金、市场的开放,别设置那么多条条框框。” 现实让人无奈,“你越大,政府越是有兴趣,越是扶持,而中小农场则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。”唐亮说,“再有,土地经营权的不稳定,对新农人来说也是大问题。” “政策都补贴大户或者大农场了,或者被套现了。”王宁说,“我们真正希望补贴返乡青年、真正实干的返乡青年,最好是有公益背景的,或者宗教人士做的,而不是商业化或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公司企业。” 业界有说法称,生产农业企业创业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。在王宁看来,大资本有大资本的玩法,小农场有小农场的活法,“就像生态系统有强大的捕食动物,有弱小的细菌,很难说谁厉害,都很重要。小农场的生存之道就是小而美,有稳定的客户即可。小兔子做好小兔子就行,没必要长成大恐龙。” 毕慧芳认为,真正新农人的发展之路,应该是在小而美、专而精的基础上发展。“新农人必须自己成熟起来。”她说,“当然,政府方面应给予新农人更多培训,给予创业资金扶持也很必要。新农人联合会将帮助新农人整合资源,共同发展。” 它最后不是农业,是社会服务业 “农业、乡村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业生力军的出现。”唐亮看好新农人的发展。而王宁则有些悲观。

虽然隔着计算机屏幕,许多回复的网友还是感受到了这个年轻人对务农发自内心的喜欢。

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,历来代代相传,但是,这些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,却并没有从他们的父辈那里传下来的衣钵。

“新农人在局部或者小范围内会成为一种趋势,再大的范围内不会。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随波逐流。” 在王宁看来,目前谈论农业、想做新农人的人不少,“真正能做的不多,做了之后能坚持下来的更少。” 毕慧芳则持肯定态度。“新农人肯定会成为一种趋势。新农人自己的成熟和发展、社会发展对生态安全食品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需求、新三农的发展,都给新农人的发展创造了机会。” 6月下旬赴美的经历支撑了毕慧芳的这一信心。“在美国,看到有机超市whole foods全食超市的良性发展,也给我很多信心,生态农业的发展,一定是趋势。因此成为从事生态农业的新农人也会成为一种趋势。为了适应这种趋势,新农人必须努力学习实践,尽快成熟起来。” “这个事情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个社会企业,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,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才对。它最后不是农业,是社会服务业。”王宁表示。 事实上,在开办归朴农园的同时,王宁已开始探索这条社会服务之路,比如耕读传家。 2010年9月,王宁和妻子冯润霞创办了登封市首家民间公益图书馆——沃土归朴耕读图书室。 “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,耕田可以事稼穑,丰五谷,养家糊口,以立性命。读书可以知诗书,达礼义,修身养性,以立高德。从今天开始,关心食物与健康,关心农民与土地吧!耕读于今日意味着读书人和农民的互助与合作。协同发展、诗意地栖居、更有尊严的生活是我们的共同理想。”王宁在《绿色嵩颍青年耕读合作社倡《议书》中如是写道。 “做农业需要稳、慢。安士敦仁,修身毓慧,经世济民,耕读传家。这是非常慢的一种生活方式,或者说一种修行。任何追求快速赚钱的做法都是错误的。尤其是在农业里。” 在一次返乡青年工作坊的讨论中,有人问过王宁,为什么要返乡,要在家乡做CSA?他给出了三个理由:一、生活在这个地球家园上,我们是有责任的:二、好玩,有意思;三、不返乡很容易,返乡很难,这么有挑战的事情,大家可以多尝试。 涌现的新农人和他们的故事杨山从卖点子到卖龙眼 杨山1975年生,老家广东化州,先后做过广告公司文案策划、房产公司策划经理、房产代理公司策划总监。今年年初,在长洲岛上租了300亩地办了一个生态园,推行菜地认领、果树采摘和龙眼、荔枝、杨桃等特产水果经销等,正式转型为一名“新农人”。 杨山的美丽田园乡村俱乐部,位于长洲岛的东南侧,紧靠珠江边,千亩果园围绕,生态园内有钓鱼场、百年古荔、杨桃林、私家菜园。主要的经营模式是菜地认领,一块15平方米的菜地,年收费2800元,包括种子费、肥料费和人工费,认领者闲暇时去播种、施肥,忙碌时杨山会雇专人帮忙打理,收获时会电话通知认领者。 未来设想:打造一个城乡沟通的平台 相比让城市人吃上自己种的放心菜,我更想打造的是一个城乡沟通的平台,将美丽田园乡村俱乐部打造成一个乡土文化的传播平台。在这里,有城市与乡村的互动,比如说乡村人可以借助这个平台推广绿色蔬菜和风土人情,城里人可以借助这个平台进行对口扶贫、组建乡村书院。有了这个愿景,就不会去计较一时的买卖盈亏,有了理想就不会孤独。 关于未来,杨山设想得很多,他打算将自己的农庄打造成一个主题公园。庄园之后,杨山想要打造一个又一个的乡村驿站,组建一个乡村联盟。目前他正在考察韶关乐昌的九峰岭,据说那里的春天有满山遍野的桃花,周边还有5000亩的森林公园。杨山的另一个设想,是筹办一个主题活动,让都市人带着自己在都市的亲友回到农村家乡,一起去寻找最美的风景和最温情的记忆。 吕基富:从“猎头”到卖“菜” 吕基富42岁,来自广西资源县,被业界誉为“CEO猎头先行者”。今年8月,吕基富开始掌舵“广州田鲜”贸易有限公司,主营出口、供港蔬菜的生产和配送服务。 吕基富是实干家,也是梦想家。在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的当下,他设想将高品质的绿色蔬菜直接配送到都市人的餐桌上,不仅在宁夏、云南、广东、广西,甚至是黑龙江寻找最优的蔬菜产地,绿色标准化生产,而且请全球最大的认证公司瑞士通标对蔬菜原产地的水源、土壤以及产出的菜品出具检测报告,确保蔬菜的安全和品质。 未来设想:希望全国15个大城市都有绿色蔬菜配送体系 计划在全国15个大城市建立绿色蔬菜的配送体系,每个城市由10个位于全国各地的蔬菜种植基地来保障菜品供应。希望未来的“田鲜”是一个拥有上万蔬菜配送队伍的蔬菜王国。 刘荣:从卖文字到卖土猪 刘荣的小马驹乡村俱乐部,在清远清新县桃花湖水库附近的一个宁静山村,山村方圆几十里内没有任何工业污染,村民饮用的都是山泉水,白天抓鱼泡山泉,晚上看萤火虫数星星。小马驹乡村俱乐部包括小马驹农庄、白驹园林基地和森公馆田园客栈,除了种菜以外,还钓鱼、采莲、骑马。 刘荣1978年生,农民家庭出身,曾经是一名记者,后来去当老板,经营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,一年前开始转型成为“新农人”,农庄采取公司+农户的形式,主要项目是种菜、养猪,也种植了一些漂亮的罗汉松、红豆衫。 未来设想:让更多的人做快乐的农夫 我希望可以从身体和心灵上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快乐农夫。将来还会计划农庄里未受城市污染的土地可以委托代管,出租给城里的单位和家庭自行安排种植,或由我们种植专门对口供应,满山跑的鸡,吃番薯藤长大的猪,都可以提前预订,在约定的时间取用。农庄自产或联动农户生产的天然食材可以直接配送到城里。 陈肖:从诗人到卖陈年老酒 陈肖1978年生,广东韶关人,曾经是广州诗歌圈里面最帅的,他还经营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、一家餐厅,一家咖啡馆,还有十几家DIY蛋连锁店,今年开始返璞归真,回到自己的家乡韶关南雄过起了田园生活,主要项目是酿酒。 陈肖在广州诗歌圈里面名气不小,人长得帅,对朋友够义气,但他的诗中始终有一种孤独的气质。一年多前,一起从小玩到大的朋友钟俊芳提议,“不如我们一起回南雄酿酒去。”就这样陈肖就成为_名酿酒人,并以家乡“珠玑古巷”的名字,把自己生产的酒命名为“珠玑私窖”。他说,自己就是由一个诗人,变成一个实在的卖老酒的酿酒人。 未来设想:建一个酒窖用来呼朋唤友 我们准备在老酒坑村找一块地,建一个庄园,庄园里面有稻田有酒窖,稻田里面有正在耕地的水牛,朋友来了,可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,听起来有点像乌托邦,但没什么可以难倒我们的。

这样的年轻人,并不是个例。在记者的调查中,有很多“8090后”的种田人,或者流转土地种粮食,或者专攻植保专业化服务,或者怀揣着农机手的骑士梦,或者对蔬菜水果种植情有独钟。

那么问题来了,他们的“植场”故事是怎样的呢?

农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授,历来代代相传,但是,这些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,却并没有从他们的父辈那里传下来的衣钵。

刮了一场大风,损失了十七八亩地的玉米,其余的收回来之后,拉到场上晾晒,没日没夜地整整守了一个月。

那么问题来了,他们的“植场”故事是怎样的呢?

耕种:靠大家帮衬着

刮了一场大风,损失了十七八亩地的玉米,其余的收回来之后,拉到场上晾晒,没日没夜地整整守了一个月。